既然进军云贵，是楚人战略翻盘的唯一机会，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楚人是什么时候来实施这项战略的。应该说，如果楚人愿意的话，他们早在春秋之时就可以开展这项工作了。不幸的是，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对于四川盆地以及云贵高原并都有足够的兴趣。无论是出于占领的难度，还是地缘潜力来看，楚人都没有理由不选择向华北平原扩张。如果不是西线的庸、巴两国对楚国核心区的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掌握了“盐”这项重要生活物资的话，上庸、巫郡、黔中地区直到战国后期，楚人可能都不会考虑去直接控制，更何况云贵高原了。 让楚人真正觉得有必要开发云南高原的战略事件，是秦人对于四川盆地的渗透。而直接的起因，则是楚国在秦国和韩、魏的夹攻下，丧失了对南阳盆地的完全控制权。为了重新与秦国达成地缘均势，象大多数政治家一样，楚人也曾经幻想用政治手段来与秦人达成和解。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楚人又一次被忽悠了。那位曾经带领楚军在丹阳、蓝田与秦军决战的“楚怀王”，在武关与秦昭襄王谈判时，被秦人扣留了。从外交上来看，秦国的这种作法无疑是将自己置于不义之地，不过秦人既然已经决定与天下为敌，并且自觉有这样的实力了，做出这样的事情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只是，暂且不论秦国的这种做法对不对，实力终究是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那种在自身实力尚且处在半瓶子水阶段（甚至只有一个瓶底），就叫嚷着要打破一切国际规则，与整个世界为敌的想法，如果只是在网络之上YY一下，最多不过是博人一笑；但要是庙堂之上的人也犯了这种幼稚病，那对国家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最近也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试图以“人民”战争的形式（义和团），向整个西方开战大清帝国。 不过和后来试图以行刺秦始皇，而索回燕国被占领土的“燕太子丹”一样，秦人也过于高估了政治领导人，对于地缘博弈的影响力。扣押了楚怀王的秦国，并没有如愿的获得楚国所割让的土地，四年以后（前296年），这位悲剧性的楚王客死于秦国。有着深厚文人气质的史家们，相信秦人没有达到目的，是由于“楚怀王”的坚贞不屈。但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原因，却是楚怀王只是楚国的政治代表，他个人的生死，并不会影响楚国的实际利益，而如果用土地来交换了话，将势必会影响到楚国的地缘结构和整体利益。因此在楚怀王被扣期间，他的太子熊横成为了新的楚王，秦楚之间的对角，依然要靠实力来解决。其实纵观历史，成功以领袖人物的生死，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案例是非常少的，无论你是用绑架还是刺杀的方式。如果被威胁的一方，实力占优，那我们总能在历史中，马上看到一个比他更“英明”的领袖人物出现（也包括意外死亡的情况，比如那位短命的秦武王）；而如果情况恰恰相反的话，那么往往他的继任者，会被怀疑个人能力不足，造成前者的生死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假象。 不管楚怀王这张牌有没有用处，秦国连横中原诸国，渗透入了南阳盆地却是事实。感觉到自己核心区岌岌可危的楚人，真正需要思考一下自己的战略对策了。并不十分清楚，到底是谁具体作出了西出云贵，侧击巴蜀的决定，但实际的执行者却还是有史可查的。这个人就是曾经导致楚国内乱，后来又被“招安”的庄硚。华夏文明开发云贵高原一般被认定为是始自“庄硚入滇”事件，不过却少有人关注这背后的战略意义。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这样事情很可疑，在正面战场的形势如此危急之时，却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远征一块蛮夷之地，这其中必有深意。 事实上中华文明对外扩张，大都是被动的。如果不是为了缓解正面的地缘核动力，这个地球上最为纯粹的农耕文明，是不愿意远离自己熟悉的土地的。就象后来的汉朝之所以向西域渗透，就是为了缓解匈奴从蒙古高原秘施加的压力。这次庄硚受命向云贵高原渗透，其战略意义也正是为了缓解秦国的正面压力。 不过有了好的想法，也要有好的时机，如果正面战场正处在胶着状态，楚国是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作这种战略扩张的。幸运的是，无论是秦国还是其他诸侯国，都并没有把楚国当成共同的且唯一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博弈仍在进行中。对于秦国来说，在对楚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后，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原了。而这个时候，被秦国夺取和河西之地，并在河东也快被挤压的无立身之地的魏国，已经不是秦国的主要目标了。现在从实力上来说，对秦国威胁最大的是山东半岛的齐国。在秦国和三晋、楚国打的不亦热乎时，齐国这个东方大国却并不没受到太大影响，除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控制的核心区域以外，齐国在对鲁、莒两个地缘天敌的博弈中，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现在，齐国在中原地区的两个传统对手魏（晋）、楚两国的地缘实力都受到了结构性的损失。如果齐国再不出来有所作为的话，就显得太没想法了。 齐国究竟是怎么做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过专门的章节描述过了。简单点说就是齐国把占据中原腹地半壁江山的“宋国”给灭了（前286年），随后便成了众矢之的，被燕国合纵其他诸侯打得半残（前284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秦国的注意力也自然的集中在中原腹地了。秦人甚至在这轮博弈中，得到以以“陶邑”为中心，邗、济相交的那块飞地。而楚国也错着“救”齐之名，又一次的将势力范围渗透至了沂沭河谷（莒国本来就是楚国灭的，只不过后来被更占地缘优势的齐国夺了去）。 尽管楚国在东线又一次扩张了土地，但在面对楚国最强大的对手秦国时，楚国的地缘劣势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借着这次中原大乱，楚国开始着手在云南高原开辟第二战场。尽管从战略意图和战略时机的选择上来看，楚国的决策应该说还是正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不管贵州高原作为一个地缘板块，是否适合楚人作为进攻四川盆地的基地，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楚人如果想从两湖平原进入云南高原，还是得从贵州高原经过。而此时的贵州高原，却并非是无主之地，在它之上已经有了一个蛮夷之国——夜郎国。夜郎国在中国文化的知名度不可谓不高，以至于现在被一些热衷于炒作概念的地方官员和媒体，捧为中国历史上“神秘的三大古国”之一（另两个是大理国和楼兰）。其实就影响力和文化来说，夜郎在中国古典时期并没有出众之处，知名度之所以高，都是因为“夜郎自大”这名成语的广泛运用。尽管这句成语带有明显的贬意，但在旅游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西门庆故里都可以被争得头破血流，把夜郎这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地缘概念炒红也算不上出格。 尽管夜郎国的出名是在汉朝，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地缘集团，夜郎已经出现在西南的政治舞台上了，其势力范围大致也就是在贵州高原。 无论是世居于长江流域的楚、巴、夜郎等族，还是后来进来的秦人，要想在这些山地丘陵中展开军事行动，河流和船舶都是必须依靠的运输工具。因此在考察长江流域地区的地缘结构时，河流走向都是问题的关键。从这点上来看，当年沿四川盆地边缘进行长征的红军，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得到这些河流的帮助（大河之侧的城市都是对手控制的重点），反而要不断的横渡这些由云贵高原北向流入四川盆地的河流。而在横渡这些河流之后，那些与河流走向平行的山脉也同样会成为红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由于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最终在陕北高原，因此这项切割运动也包括了四川盆地西侧的青藏高原（这部分高原又被称作“川西高原）。也正因为此，我们在关于长征的描述中，才会看到乌江、赤水、大渡河、金沙江、娄山关（大娄山）、乌蒙山、夹金山、岷山、松藩（草地），这些沿四川盆地而生的地理特征。 在历史上，真正以战略转移为目的，作过类似切割运动的，就是南征大理国的蒙古人了。而蒙古人的的战略目的和楚人一样，都是希望在云南高原开辟入川的第二战场。只不过与楚人不同的是，蒙古人的第一战场是在北部的大巴山一线，也就是秦人入川的方位。不管后来的蒙古人和红色政权，克服了多大的困难来达到战略目的，两千多年前的楚人倒是不用这么辛苦，因为他们最起码可以依靠水路，走完进入贵州高原腹地的这段路，而所要对抗的主要是水流的反方向运动罢了（因为楚人是由低地向高地渗透）。 从两湖平原绕过艰险的武陵山区，进入贵州高原腹地的话，楚人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条就是由江汉平原出发，经夷陵（宜昌），过三峡，溯江而上。在到达楚国的边城——涪陵之后转折向南进入乌江，然后再溯乌江而上直到乌江源头处。而另一条路线，则是由洞庭湖平原出发，溯溯沅水而上，向西直插贵州高原腹地。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对乌江和沅水两条河流的情况作一个解读。 首先来看看乌江。乌江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和长征联系在一起的。当年红军长征时，曾经强渡乌江，占据了乌江西岸的贵州城市——遵义。而在遵义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也被认定为是红色政权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然，很多朋友脑海中的乌江，可能还会和二千多年前的“西楚霸王”项羽联系在一起，不过我们在伍子胥入吴一节中已经解读过了，那个“乌江”其实是江东的一个渡口。从现在的行政划分上来看，乌江的下游是在现在的重庆市境内，其中有一段还是重庆与贵州的省界。这一段的走向大致是西北——东南，由涪陵汇入长江的；而完全在贵州境内的中上游地区，则在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东北——西南走向。而这种走向，也为楚国进入贵州腹地提供的便利。沿乌江水道而上，应该是楚人最有可能选择的线路，因为乌江的中下游河道，横穿了整个贵州高原，直到云贵两大高原的地理分割线——乌蒙山（乌江发源于乌蒙山东麓，也因此而得名）。从地理结构上看，贵州高原山脉的基本走向是由西向东，然后一直延伸到洞庭湖平原（延伸部分就是武陵山区），而云南高原则正好相左，自乌蒙山起，基本都是南北走向的格局。如果楚人沿乌江到达乌蒙山东麓，意味着他们已经穿越了整个贵州高原，下一步就是思考怎样翻越乌蒙山进入云南高原腹地了。 虽然说乌江线是庄硚西征的可能引路，但也存在由洞庭湖出发，沿沅水西进的可能性。说到沅水，就不得不提一下“三湘四水”这个经常代指湖南地区的地缘概念了。所谓三湘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四水究竟是哪四条河流还是可以明确的。它们就是南北穿越怎样湖南省的长江支流——湘江，和它西侧的澧、沅、资三条河流。由于湘江的位置是靠近湘赣交界的罗宵山脉。因此整个洞庭湖平原大部分是位于湘江以西，并于它西侧的这三条支流下游冲积而成的。而这三条河流的走向也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战略地位也有轻重之分。 位置最北的澧水，其中上游所流经的区域，是武陵山区腹地。所以，这条河流对于楚人来说战略意义不大。位于丰水中上游核心区的“张家界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凭借旅游资源获得地级市的行政地位。而在历史上，澧水流域似乎总是以“隐居”二字相关连。最早有可能隐居于此的，是汉水流域，上庸之地的庸国遗民。在被楚国灭国之后，部分庸人南迁至此，史称“下庸”。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在澧水边上找到一条叫作“大庸溪”的支流。居一些专家考证，这些庸人也成了现在土家族的源流之一。其实张家界市本来是叫“大庸市”的，不过一方面“庸”这个字，现在已经有贬意了。另一方面张家界风景区的名声在外，在充分利用这个资源，所以才在1994年改的名。如果从营销的角度看，无疑是成功的，只是割断了它的历史源流。 除了庸人以来，隐居于武陵山区，澧水之侧的历史人物还有一些历史名人，比如传说中的上古仙人“赤松子”；纵横家的创始人“鬼谷子”；兴汉名臣“张良”等。就连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也疑似在此（澧水又名“武陵江”）。无论这些传说是真是假，都可以看出，隐藏在武陵山区的澧水，对于楚国来说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 而另一条湘江的重要支流——资水，所指向的是雪峰山以南的南岭，如果楚人决心开发岭南的话，这条线路也许会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不过现在楚人的压力主要来源于西北方向，开发岭南的重任，还是等秦始皇来担当吧。在战国时期，湘、资两水的上游地区，也就是南岭一带，所活跃的主要是百越族的一支——南越。这些与浙闽丘陵的越人，存在亲缘关系的越人，可以说是在楚人的势力范围内，但楚人并没有兴趣和必要去直接控制这些地区。 现在该我们的主角“沅水”出场了。如果长度来看，沅水无疑是三条湘江支流中最长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它，可以直指贵州高原的腹地。由于沅水横穿了湘、贵两地，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大家都有权利为自己境内的那段江水命名。只不过到了现代，地缘实力最强的下游地区，命名的那段江名，往往成了整条江的江名（山脉也是这样，最高或者最有名的那段，也会成为整体山脉的地理名称）。而沅水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溯江而上，将要走出湖南境内时，它的上游河道变成了两股进入了贵州境内。北源被命名为“舞阳河”，南源被称之为“清水江”。不过这无论楚人沿哪条支流前行，所指向的区域都不会有太大差别（黔东南自治州一带）。从地理结构上看，沅水能够流那么长，是因为它位于武陵山脉主脉，与雪峰山之间。 由于武陵山区按照山脉的形态来划分的话，可以划为北、中、南三支，主脉是沅水北侧的南支（贵州境内的佛教圣地“梵净山”是主峰）；而雪峰山又是江南丘陵的西边缘山脉。因此沅水河谷正好是位于武陵山区与江南丘陵两大地缘版块的接缝处，虽然河谷的南北纵深没有湘江两侧那么宽，不足以形成大型的冲积平原，但相比于其他两江，沿岸开发一些中战略据点的空间还是较为充分的。而在这整体沅江中上游地区，无论从生存空间，还是战略重要性上来看，舞阳河、清水江两水合流的区域都是沅水的枢纽地区。目前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是湘西重镇“怀化”市。在战国时期，这里也是楚国黔中郡的重要据点，很有可能也是楚国在西南直接控制区最后一个重要支撑点（再远的地方，就是通过间接控制了）。如果大家对旅游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个战略要点的西北侧，武陵山脉南麓找到一个叫“凤凰”的地方，在这座“边城”出现那起让人心痛的，有警务人员参与而导致的少女跳楼案之前，它一直是以一个非常浪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也许当年的庄硚，并没有选择沅水作为行军路线，毕竟沿乌江而上，可以走得更远，直抵云南高原东侧，但沅水河谷无疑是连接湖南地区与云贵高原及至四川盆地的重要战略通道。而这条战略通道在洞庭湖平原的出口——常德，也享有了“黔川咽喉，云贵门户”。这片位于武陵山区东侧，沅水之滨，半是丘陵半平原的土地，当年也成为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常德会战）。如果日本控制了它，不仅能够控制住洞庭湖平原，还能够对云贵高原构成压力，以支援在云南缅甸一线作战的日军。而如果重庆方面守住了它，则可保西南半壁江山无恙。从这点来看，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即使城关变幻了再多大王旗，基本的地缘结构仍然没有太大变化。 不过楚人有可能通过沅水向贵州高原渗透，反过来，占据贵州高原的夜郎国，也可能通过沅水向东渗透，并且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如果他们东进的话，会比楚人快的多（有上水优势）。当然，以夜郎为代表的西南边缘部族（史称“西南夷”），渗透入平原地区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毕竟在这些区域，掌握更先进生产方式的楚人，和后来的华夏政权掌握有绝对优势。但在这些农耕民族，处于弱势时，这些山地民族还是有机会向东扩张他们的控制区的。而后来在秦国短暂的统一中国之后，中央之国又陷入了一场新的内乱之中。之前由各诸侯国，以及伟大而又强势的始皇帝所开拓的诸多边缘地区，也重新归于土著民族。这种情况直到华夏民族的另一个伟大君主——汉武帝出现才得到改变（也可以说是“收复失地”吧）。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汉朝作为华夏政权的代表，重新出现在贵州高原时，已经重新控制了贵州高原，甚至沿沅水渗透至怀化以西的武陵山区的“夜郎国”，才会有“自大”之说。而在又一次征服云贵高原后，汉朝所设立的夜郎县，也因此并不在贵州高原，而在武陵山区，怀化西侧的“新晃县”。如果这个古“夜郎县”，后来被划给了贵州，也许贵州就能够独享这个“神秘古国”所带来的“名人效应”了。不过很可惜，在地缘上更为强势的湖南，最终得到了这个突出部（如果按湖南地区，看作一个人的侧面头像，新晃就相当于鼻尖）。于是，随着新晃开始用“夜郎文化”来打旅游牌后，贵州与湖南之间的一场文化战也展开了。 事实上，不管夜郎古国的覆盖范围，是否曾经到达沅江中游地区。但它的核心区肯定是在贵州高原的西部，乌蒙山东麓。而征服夜郎国，对于西征的楚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接下来，如果他们想再进入云贵高原的话，就需要弃舟登岸，重新选择线路了。至于说夜郎国核心区域的地结构，他们又如何为楚人进入云南高原提供支撑的，就是我们明天的分析内容了。